北京时间昨日下午5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分享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在创造及传递有关人为气候变化知识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需要的各种度量上所打下的坚实基础”。
戈尔在任期间，曾积极推动签署《京都议定书》，离职后的他周游列国宣传环保观念，投资并参与拍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在影片中，戈尔以地球村普通公民的身份向人们预言全球变暖的危害：长此以往，冰川将融化，洪水将泛滥，人类的家园将遭遇毁灭性破坏。影片受到普遍赞誉，被称为“环保大手笔”。
其实，作为一个政治奖项，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第一次颁给环保人士或组织。2004年，肯尼亚人马塔伊由于领导“绿色运动”，成功在非洲栽下3千万棵树而获此殊荣。时隔两年，世界环保力量再度折桂，不仅强调了和平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非战争，而且更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重申了环保的重要性及其危险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环保已与战争、贫穷、人权等并列，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的不安定因素。
无须引用大量数据作证据，环境及生态持续恶化是今日世界无法回避的问题，确属基本常识，它们重创世界，很顽固地构成星球残缺面貌的一部分。不难想象，诺贝尔和平奖抛弃战争“题材”，选择戈尔和环保组织，是以宣示荣誉的方式暴露了人类的沮丧，以微小的环保成就预示更广范围内的失败和希望。因而，虽然得奖的是美国人，但中国人并未超脱于奖项之外。要知道，诺贝尔和平奖所不幸蕴藉的哀怨不仅涵盖我们、波及我们，甚至部分地由我们制造。
与和平奖的价值观相互应和的是，中国的环保问题犹如逆水行舟，最大的危险是前进的阻力越来越大。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此前撰文认为，目前的环保已将行政推动力用到了极致，再无继续深入的可能；如果指望环保翻越雄关漫道，亟需建立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管道，倚重制度变革供应利于环保的新动力。然而谈何容易！环保风暴接二连三但也愈发微弱，挡不住今夏太湖水质变得腐臭，也吹不开滇池、巢湖暴发的蓝藻。
相较于戈尔环保行动的全球化视野，潘岳的私人式忧虑恐怕更值得同情和警惕。如果把环境恶化比作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后者所代表的中国环保主义者需要战胜更加复杂、实际上更有力量的对手：他们可能是各种级别的官员，可能是各种所有制性质的法人代表，也可能是惟GDP是从的政绩观，甚至是GDP本身。
我们早就被遗憾地告知，旨在扭转行政考核制度的绿色DGP评价体系因遭地方政府抗议，不得不弃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潘岳同志都犹如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空有战斗的热情，甚至也不缺对战后的规划与理想，但长矛所及无一不被坚固的盾牌反弹开去。尽管在中国，环保的公开反对者几近于无，可问题是环境治理的前途渺茫，环保的红旗能打多久、能飘多高始终是个未知数。
需要说明的是，戈尔是否比潘岳更环保，是否更有资格获奖，当然不是社论的重心所在。正像好事者年年争论中国人能否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纠缠于奖项或奖金本身是毫无意义的。戈尔和潘岳作为不同政治制度下的环保人士，更应当被看作是鲜明的符号，代表了差别迥异的环保遭遇。非常清楚的是，他们所指代的环境保卫战因对手不同，肯定会遇到不同的战斗，命运也就大有区分，自然会有不同的荣誉。
诺贝尔和平奖自2000年以来，已不限于表彰那些为遏制战争作出贡献的人士，比如金大中、安南、卡特或巴拉迪。至少在诺奖的词典中，和平的反义词不再拘泥于战争，也可能是贫穷或环境污染。假如我们认可这一改变，就应该认真思考：谁是这场威胁环境的战争的策动者？正义之师怎样摆脱狙击？我们是作壁上观，还是加入环保者那边争取最后胜利？诸如此类，诺奖已不能概括。
2007-10-12 22：06